Keynes通过对货币职能和特征的分析也说明了货币的脆弱性，他认为货币可以作为现时交易之用，也可以作为贮藏财富之用。人们愿意用不生息或生息很少的方式而不用产生利息的方式持有财富，是因为货币能够用于现货交易，在一定限度内，值得为它所具有的流动性牺牲利息。此外，相信未来利率将高于现在市场利率的货币持有者，愿意保持现金。Keynes认为，上述原因会使一部分人保存货币，持币待购或持币不购，这将打破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平衡关系，造成买卖脱节，供求失衡，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最终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失业，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金融危机也随之发生。
Fisher是最早开始对金融脆弱性机制进行较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尤其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是由过度负债产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引起的。Fisher指出银行体系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这是从经济周期角度来解释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问题。负债——通缩理论对1873—1879年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Moulton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做出有说服力的描述。但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的影响，所以，负债——通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根源，所以早期的理论十分强调经济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开始淡化经济周期的影响，而认为即使经济周期没有到衰退阶段，金融脆弱性也会在外力或内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激化成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膨胀发展之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渐脱节的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有一种自增强的趋势。
现代研究金融脆弱性理论Minsky和Kregel研究的是信贷市场上的脆弱性，不同的是Minsky是从企业角度研究，而Kregel是从银行角度研究。（一）金融脆弱性假说：企业角度
Minsky在一书中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the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他对资本主义繁荣和衰退的长期（半个世纪）波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延长了的繁荣期中就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Minsky指出，借款公司按其金融状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Hedge-Financed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债务本息。他们在安排借款计划时，使它的现期收入能完全满足现金支付要求。显然，这些公司在金融上是最安全的；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Speculative-Financed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于债务总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小于到期债务本金。因此，投机类企业存在债务敞口，在前一段时间内，他们为偿还债务，要么重组其债务结构，要么变卖其资产。由于这时的市场条件可能与借款时不同，该企业因此而承担不确定风险。因而也可认为投机性的企业就是那些一期又一期地滚转其债务，或用其债务进行资金再融通的公司。第三类是“庞兹”借款企业（PonziFinanceFirms）。这类企业在金融上是最脆弱的，他们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在短期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应付的利息，而长期收益也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预期在将来某个较远的日期有个高利润能偿还其累积的债务。为了支付到期的本息，他们必须采用滚动融资的方式，并且不断地增加借款。这种企业的预计收益是基于那些需要很长酝酿形成时期才能成功的投资。在短期内，它的现期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利息支付的要求。在经济出现繁荣形势的诱导和追求更高利润的驱动下，金融机构逐渐地放松了条件，而借款企业受宽松的信贷环境的鼓励，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越来越多的企业显现出风险较高的两种金融状况，即投机性和庞兹性，而抵补性企业的数量减少。经历了一个长波经济周期的持续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开始走向反面。此时，经济已为衰退做好准备，任何引起生产企业信贷中断的事件，都将引发生产企业拖欠债务和破产，企业反过来又影响金融部门，导致银行破产。
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GenerationalIgnoranceAgument），指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动着金融业的繁荣，人对眼下利益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因为人们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将持续下去，于是推动了更多的购买。此外，银行的道德风险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RivalryPressureArgument）,指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许多不审慎的决策。在经济高涨期，借款需求巨大，如果个别银行不能提供充足的，它就会失去顾客。很少有银行能承受这种损失，因此每家银行都向其顾客提供大量，而不顾及最终的累积性影响。由于从借款开始高涨到最终的结帐日，期间的间隔可能很长，以至于发放的银行从来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而直接遭受损失。Minsky的这些观点来自Simons，此外还有一位更早期的而且更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Veblen。
（二）安全边界说：银行角度
为了更好的解释Minsky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ofSafety）。Graham和Dodd认为，利息承诺的收益保障是安全边界的最全面衡量手段。安全边界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保护，以防不测事件使得未来不能有良好记录。对于人和借款人来说，认真的研究预期现金收入说明书和计划投资项目承诺书，是确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全边界的关键一环。与借款企业比较，商业银行对整体市场环境和潜在竞争对手更为熟悉。虽然商业银行不缺乏理性，但对未来市场状况的把握仍是不确定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决定还主要是遵守所谓的摩根规则（JPMorganRule），即是否主要看借款人过去的信贷记录，而不用太关注未来预期。但Keynes认为人们极其缺乏决定长期投资项目收益的知识，因此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没有太大意义。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贷与不贷偏好依照惯例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普遍看法，以及参照其他银行正在贷什么项目。经济扩张、安全边界与信用记录权重的相互配合，使他们都变得很自信，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于是产生了金融脆弱性。
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经历类似，只是有个假设条件，即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将会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在向银行借款时，企业的这个假设条件并没有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验证甚至超过预期，使借款人对自己当初的投资充满信心。但这种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正如Keynes指出的，这种繁荣并非是企业的真实能力，仅仅是由于投资在一个扩张的环境中而已。Minsky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当前对未来的看法影响着资本性资产的价格，所以融资条件的形成机制常常是由正的、失衡的回馈所控制。由于扩张期的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都变得非常有信心，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对于这种自信心，Keynes认为是非理性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称为“非理性亢奋”。
金融脆弱性正是建立在安全边界的变化上，即那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行为对安全边界进行侵蚀，由此产生金融脆弱性。当安全边界减弱到最低程度时，即使经济现实略微偏离预期时，借款企业为了兑现固定现金收入流量承诺，也不得不改变已经计划好了的投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拖延支付，或另找，若不能实现，就只能推迟投资计划，或变卖投资资产。随之，将开始经历Fisher提出的债务——紧缩过程。Keynes认为在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形下，假定未来会重复过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注重以前信贷记录的摩根规则有其合理性，也可认为金融脆弱性具有内在性。Kregel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无能为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
Diamond和Dybvig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并论述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们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资产流动性的缺乏。在此研究基础上，Jacklin和Bhattacharya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实质经济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储备资产比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国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险以减少挤兑的发生，但这又会恶化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因此，对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关键是要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定性。这些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Frankel和Rose,Sachs,Tornell和velasco以及Honohan等的研究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测量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和Pill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本身蕴藏着的引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就比一般工商企业多得多。尽管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经济波动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KoskelaandStenback所构造的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表明，通过市场的竞争来降低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增加。
理论根源形成金融脆弱性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学家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波动及金融自由化等几方面剖析了形成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与金融脆弱性
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基础有了深刻的理解，对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Mishkin认为，正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存款者的“囚徒困境”可能引起的存款市场上的银行挤兑，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Mishkin还直接将银行危机与道德风险相联系，认为银行危机是因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而严重恶化。
1、借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Stiglitz和Weiss的研究表明，在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不当激励总是存在的。从历史经验来年，最容易诱使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在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可能产生丰厚收益，但一旦经济形势逆转便会出现严重问题的投资项目，而这些项目很难用通常的统计方法来做出准确预测。Mishkin用债务合约的道德风险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约束借款人和人之间的合约即债务合约，它是一种规定借款人必须定期向人支付固定利息的合约，当企业有较多的利润时，者收到契约性偿付款而不需知道公司的利润。只有当企业不能偿还债务时，才需要合约者来审查企业的盈利状况，而此时已对银行资产质量构成了威胁。虽然人可以通过限制性契约等手段来约束借款者，但并不能预防所有的风险活动，借款者总能找到使限制性契约无法生效的漏洞。
2、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由于存款者对银行资产质量信息缺乏充分了解，存款者无法辨别他们的存款银行究竟是否功能健全。在存款基础稳定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可以保证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提款，但是一旦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由于金融机构要根据“顺序服务原则”行事，存款者便有强烈的冲动首先要去银行加入挤兑的行列。如果在他们提款时，金融机构资金耗尽，无力支付，他们便不能及时收回全部存款。由此，存款人个体行为理性的结果是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正是博弈论的经典例证“囚徒困境”所说明的结论。这意味着在市场信心崩溃面前，金融机构是非常脆弱的。Diamond和Dybvig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Knight在其著名的中论述了不确定的思想，从而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分析中。Keynes吸收并发展了Knight的思想，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于金融资产未来收入流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来自于生产性投资自身的风险。Keynes在"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中分析，投资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市场前景的心理预期，而这一预期又是以投资者对于未来模糊的、不确定的、缺乏可靠基础的偏差而发生剧烈的市场波动。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往往是从价格波动的角度来研究的。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过度波动，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极其容易爆发危机。Jorion和Khoury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脆弱性主要是来自于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及波动性的联动效应。
1、传统的金融市场脆弱性主要来自于股市的过度波动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股市投资的风险，他认为信用使一部分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Kindleberger认为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对资产价格有巨大影响，因此过度投机足以引起股市的过度波动。Keynes将经济繁荣时推动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描绘成“乐队车效应”，即当经济的繁荣推动股价上升时，幼稚的投资人开始涌向价格的“乐队车”，使得股票价格上升的更快，以至于达到完全无法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水平。由于脱离了基础经济因素，市场预期最终会发生逆转，导致股市崩溃。现在，由于股市与真实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股市的波动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且深刻。
2、市场的不完全有效性引起金融市场的脆弱性。Fama等人在1961至1970年间提出有效市场理论，并且对该理论不断加以完善。他们认为，有效市场是指能够有效利用金融信息并在证券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的反映全部相关信息的资本市场。Fama将有效市场分为三种水平，即弱型有效市场、半强型有效市场和强型有效市场。
首先，在弱有效市场上，大多数不明真相、信息缺乏的投资者往往容易产生盲目从众和极端投机行为，从而破坏市场的均衡，金融泡沫开始形成并迅速膨胀，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增加，等到泡沫破灭时，引发金融危机。
其次，在半强有效市场上，仍然无法克服其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缺陷，也无法解决广泛存在的内幕消息问题。因此，在这类市场上仍可能会产生大量泡沫，但同弱有效市场相比，半强有效市场上的泡沫膨胀的程度可能要小。
最后，强有效市场是一种理想型的市场，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上还无法完全杜绝依靠内幕消息牟取暴利的投资者。
3、汇率的波动性增加金融市场脆弱性。汇率的过度波动是指市场汇率的波动幅度超出了真实经济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范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经常会出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错位，汇率的易变性是浮动汇率下汇率运动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浮动汇率下，汇率体系的稳定性被进一步的弱化。Dornbush在汇率超调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剧烈波动和错位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对某种初始的外部冲击。他指出，市场预期会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在金融市场中，预期是投机资本运动的心理基础，投机是在预期指导下的现实行为。对将来预期的微小变化，都会通过折现累加，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化。
在固定汇率制下，也存在汇率过度波动的问题。Chang和Velasco指出，产生流动性危机的宏观经济效应取决于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市场参与者对该货币当前汇率的稳定性失去信心时，他们就会抛售该国货币，使难以维持固定汇率水平，随之发生货币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巨额投机资金，常常使得货币当局维持汇率的努力显得很微弱，而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在面对某种货币汇率的强大调整压力时，其理性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从众心理，这大大增加了汇市的振幅。
许多危机事件证明，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脆弱性也有密切的联系。Eichengreen认为,在钉住汇率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而钉住汇率制又使得他们缺乏动机去对冲外汇风险。此时若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变动或人们的预期出现偏差，在投机基金的攻击下，汇率就有可能下跌，而银行的外债由于本币贬值而膨胀，金融脆弱性便充分暴露，随之可能爆发银行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不仅银行如此，企业和个人也存在同样状况。Frankel等人提出可核验性理论，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在中间汇率制度下，市场参与者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数据才能够核验中央银行是否真正在实施其公布的政策。因此，在中间汇率制度下的政策在投资者中的公信力较低。
（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表现为突然发生，但实际上是经历了脆弱性的积累。Williamson研究了1980--1997年间35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事件，发现其中24个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暴露出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Barth,Caprio和Levine指出截至1998年，共计超过130个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损失巨大的银行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后果较严重的危机之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其经济的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十分密切联系的。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利率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长期以来，利率自由化被认为是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尤其在计量研究中，利率自由化变量常常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替代变量。因此，有关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也主要从利率自由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率自由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重商业银行的风险，一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显著升高影响宏观金融稳定；二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的变动不定，长期在管制状态下生存的商业银行还来不及发展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由于长期的利率压抑，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必然会升高，这是推行利率自由化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不利的影响就是投资规模的缩减。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
Stiglitz和Weiss指出，随着实际利率的升高，偏好风险的借款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产生逆向选择效应。而原本厌恶风险的抵补性企业借款人也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具有更高风险和收益水平，这就产生了风险激励效应。Caprio和Summers，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指出由于商业银行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不匹配，利率变动之后，就会对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影响，利率风险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风险。他们认为，利率上限和进入限制创造了一种租金，它使银行的执照对持有者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有可能失去这种宝贵的银行执照的风险激励着银行更加稳健的经营。但当金融自由化导致银行竞争加剧并减少收益时，特许权价值就受到损失，并扭曲了对银行管理风险的激励。若不在改革的同时，加以足够的措施来强化对谨慎监管的激励，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就有可能加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Demirg-Kunt和Detragiache运用了来自基于IBCA的《银行概览》数据，来考察是否存在着实证证据可以证明金融自由化会使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结果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而银行的脆弱性加大。Sprague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银行经营失败，都是由于对于利率的预测发生了错误。
2、混业经营与金融脆弱性。金融自由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使得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的情况下，为竞争证券发行的承销权，双方通过各自的信贷、投资等部门向产业资本渗透，资本的高度集中会形成某些垄断因素，人为因素增加，金融业的波动性加大，同时也极易造成泡沫化。在资本市场欠发达国家，银行资金雄厚，但过度介入证券市场，将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促成“泡沫”形成。
银行间并购也是银行业扩大业务范围的一种方式。一般认为，银行并购可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互补优势，实现协同效益。但银行并购也存在着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即使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也难逃厄运。银行规模过大，也会失去一定的灵活性，其脆弱性也不断增加。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市场的国界正在逐渐消除，但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垄断全球金融，因此当今全球银行并购潮将会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金融创新和金融脆弱性。1997年以来金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金融业的面貌。但随着新市场和新技术的不断开发，许多传统风险和新增加的风险往往被各种现象所掩盖，给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Carter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了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因此，金融创新在整体上有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倾向。对此，Minsky认为，不需分析金融资料本身，仅仅从金融层次的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发明，就足以证明金融体系脆弱性在增加。Greenspan指出，金融衍生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其风险更具有系统性。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本质上就是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将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特征。由此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同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由于金融创新大大丰富了银行资产的可选择性，商业银行不再轻易向中央银行借款，因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在下降。
4、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脆弱性。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加速，资本自由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观念，许多人认为资本在所有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利互惠。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又开始重新重视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和脆弱性。Kaminsky和Reinhart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就承担了外汇风险。Stanley指出对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危机估计不足的现实表明，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的引发金融危机。
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国际资本私人化以及大量的资金在境外流通，国际资本日益显示出游资的特征并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条件下，资金的转移非常迅速，它能随时对任何瞬间出现的暴利空间或机会发出快速攻击，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游资常用的投机做法是运用杠杆原理，以较少的保证金买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其保证金金额的金融商品，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吹起经济泡沫，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
Kindleberger在中强调，短期资本的流入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经济将膨胀；反之，短期资本的流出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经济将收缩。因此，游资还会妨碍一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增加其宏观调控的难度。游资引发的主要后果是经济泡沫化、汇率无规则波动、货币政策失灵以及传播扩散效应，，也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的根源之一。
衡量方法凡是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都会通过一些经济金融变量反映出来，因为金融脆弱性可以根据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度量。关于指标的选取各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IMF和世界银行1999年5月联合启动了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主要用来判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宏观审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等；综合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性、盈利性指标、资产质量指标等。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稳定性评估方法。美国的宏观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经济指标；二是综合微观金融指标。
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最基本的衡量指标是清偿力，即银行资产与负债之差。由于银行普遍具有“硬负债、软资产”的特点，因而衡量银行的清偿力就变成了对其资产的估价问题，不良资产比率成为衡量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指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银行频繁要求流动性支持、管理方面的弱点以及内外部控制方面的缺陷也能暗示金融脆弱性。Gonzalez-Hermosillo,Pazarbasioglu和Billings(1997)的研究主要关注了银行的不良水平，Gonzalez-Hermosillo（1999）以经验证据表明，只有同时考虑不良和资本充足率，CAMEL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欧洲中央银行（ECB）成立了专门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组，展开对金融脆弱性的初步研究，具体将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关于银行系统健全的指标；二是影响银行系统的宏观经济因素；三是危机传染因素。
20世纪90年以来，资产定价模型渐渐被用来推断某家银行脆弱性状况。Hall和Miles（1990）用资本资产价格模型估量了几家英国和美国银行的倒闭风险；Clare（1995）使用套期价格模型（主要依靠宏观经济变量）对英国商人银行倒闭的概率进行了估计；Fisher和Gueyie（1995）用期权价格模型估计了一些金融体制开放的国家中银行资产暗含的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属于服务业，依托于其客户存在，整体客户的状况也会反映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许多经济学对金融脆弱性的具体指标选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KaminskyReinhart(1996)和Demirg-KuntDetragiache（1997）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下列指标可以反映金融部门正趋于脆弱：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过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在10个月内的平均水平高于历史平均水平8%以上；M2对官方储备比率连续12个月的上升后急速下降；高利率等。[1]